慢传输型便秘的诊疗进展

来源期刊：广州医药 | 790-797 发布时间：2026-07-20 收稿时间：2026/8/20 16:19:41 阅读量：12

作者：: 宋维帅,

李嘉逸,

袁泉,

王文琛,

徐涛,

关键词：: 慢传输型便秘全结肠切除次全结肠切除联合盲乙状结肠吻合术金陵术式;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total colectomy subtotal colectomy with cecosigmoid anastomosis Jinling surgery

DOI：: 10. 20223 / j. cnki. 1000-8535. 2026. 07. 001

收稿时间：: 2025-07-03
修订日期：
接收日期：
引用总数：: 0

作为胃肠道的常见疾病，慢传输型便秘近年来患病率逐年上升。关于该病的具体病因和病理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确，部分患者保守治疗效果欠佳，症状难以彻底缓解。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显著影响。若长期治疗无效，还可能诱发胃肠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在此背景下，外科手术为慢传输型便秘缓解症状提供了新的选择。多数就诊于外科门诊的患者已有数年的便秘病史，曾尝试口服泻药、开塞露刺激或灌肠等常规治疗，但效果均不理想，最终转向手术干预。目前的标准术式以全结肠切除或次全结肠切除为主。近年来，次全结肠切除联合盲乙状结肠吻合术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疗效，而针对混合型便秘设计的金陵术式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文章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从病因学、发病机制、诊断方法、治疗现状及手术疗效等方面，对慢传输型便秘进行了全面阐述，旨在增进对该疾病的深入理解，从而为临床诊疗策略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徐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上消化道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MDT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普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肿瘤转移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外科分会实验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第二届结直肠外科委员会委员等。

研究方向包括胃肠道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慢性便秘、结肠慢传输等疾病的外科诊治。目前主持山东省自然基金课题及发展计划课题多项；累计在SCI、中华系列及核心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获专利授权1项，主编60万字著作1部，参编著作5部，编译著作1部。

慢性便秘是一种全球性高发的胃肠道疾病，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发病率约15%^［1］。慢性便秘的定义为在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下结直肠肛管结构和功能改变，患者典型表现为排便困难、排便阻塞感和不尽感，同时伴有排便次数减少；诊断要求症状应持续6个月以上，且在最近3个月内持续存在^［2］。该病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按罗马Ⅳ标准可分为4种亚型：（1）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2）阿片类药物诱发便秘；（3）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伴便秘；（4）功能性排便障碍，包括排便动力不足及协调排便障碍^［3］。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将FC等同于原发性便秘，并根据结肠动力学特征细分为慢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出口梗阻型便秘（outlet obstruction constipation，OOC）和混合型便秘^［4］。STC作为FC的重要亚型，约占慢性便秘病例的15%～30%^［5］。其特征性改变为结肠传输时间显著延长、顽固性排便困难伴腹胀腹痛，患者多长期依赖泻药或灌肠辅助排便。随着现代社会饮食模式变迁、生活节奏加速以及心理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全球便秘发病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的性别与地域差异^［6］。我国Meta分析显示成人便秘患病率达10.9%，其中女性（11.5%）显著高于男性（7.0%）^［7］。该病对患者的危害不容忽视：一方面，病程迁延可导致腹痛腹胀发作频率增加，甚至诱发肠梗阻；另一方面，肠道毒素吸收增加可能升高胃肠道肿瘤风险。慢性便秘与精神心理障碍（如焦虑、抑郁及睡眠障碍）存在着显著关联，对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群体，其可能通过增加腹压等机制诱发心脑血管事件再发^［8］。鉴于该病通常难以自愈，不论是从降低身心损害，抑或降低患者经济成本等方面，及早地进行医疗干预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系统评价近年文献，从病因学机制、诊断标准、治疗策略三个维度对STC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阐述，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决策依据，并探索个体化诊疗的新路径。

1 病因及发病机制

STC病因及病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病可能与包括心理、肠道微生物、药物、遗传和肠道动力异常等多种因素有关。普遍认为结直肠感觉运动功能异常与盆底功能失调（包括排便协调障碍）是最主要的病理生理机制^［1］，现有的研究更侧重通过肠神经系统、胃肠道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水通道蛋白（aquaporins，AQPs）、激素及神经递质等多种因素进行解释^［6］。研究结果显示，在STC患者中促进结肠内容物运动的高振幅传播性收缩发生频率低于对照组^［9］，肠道神经减少或退化导致胃肠道蠕动功能障碍，部分STC患者已被证实存在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的改变^［10］。中枢神经通过肠神经系统调控胃肠道运动，STC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神经元缺失、胶质细胞减少和神经递质紊乱，包括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P物质、一氧化氮、血管活性肠肽等一系列ENS异常^［11］。根据Cortesini其团队报告，STC患者的肌间神经丛总神经元密度降低相较于对照组有所下降，肌间神经丛和黏膜下神经丛中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阳性神经元的密度低，而一氧化氮合酶阳性的密度高^［12］。与健康受试者相比，STC患者直肠黏膜和黏膜下兴奋性神经递质P物质的水平显著降低^［13］。Cajal间质细胞是肠道起搏器，参与触发结肠收缩，与正常对照组对比，STC患者表现出Cajal间质细胞数量和体积减小^［14］。AQPs家族通过其跨膜水转运特性，在肠道水液平衡调节中具有重要生理意义^［15］。该蛋白家族还参与调控黏液分泌功能。研究发现，结肠组织中AQPs表达水平异常与水分吸收功能亢进及分泌功能抑制密切相关^［16］。目前已发现AQPs共13种类型，其中AQP1、3、4、7～10于结肠中表达^［17］，最终控制肠道粪便含水量。

肠道菌群与便秘之间的关联研究亦取得了重要进展。研究结果表明，黏膜活检中拟杆菌丰度升高，与健康人群相比，STC患者肠道内甲烷产生增多，这可能会影响肠道动力进而延缓肠内容物运输^［18-19］。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可通过促进肠液和钠离子吸收而加重便秘症状^［20］。Slater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STC患者的结肠平滑肌对拟胆碱药物表现出异常增高的敏感性，提示存在平滑肌功能障碍^［21］。在神经递质调控方面，5-HT系统与胃肠动力的关系已得到证实。Das等人的研究显示，5-HT受体激动剂可显著增强胃肠道蠕动功能，而5-HT水平降低则会导致胃肠动力障碍。值得注意的是，便秘严重程度与血清5-HT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2］，这一发现为STC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认识视角。

研究显示，精神心理因素在便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相关性。临床观察发现，精神心理障碍是诱发便秘的常见危险因素。具体而言，孤独症谱系障碍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出现便秘的风险显著高于正常发育儿童^［23］。此外，便秘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24］。这些证据充分证明，精神心理因素在STC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遗传因素方面，虽然尚未发现明确的致病基因，但临床观察显示便秘患者存在显著家族遗传倾向^［25］，或许今后的研究可以由此突破。STC患者的家族聚集倾向不能仅用遗传因素解释，共同的生活模式同样值得关注。研究表明，饮食习惯如高摄入膳食纤维等在某些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26］。Nakaji等^［27］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缺乏日常体力活动是便秘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保持适度运动可显著降低便秘发生率。在一项运动对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中，规律体育锻炼有效改善了便秘症状^［28］。

2 诊断方法

诊断标准：便秘的诊断重在分型，以STC为例。

在便秘分型方面：（1）全面系统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可获得初步的诊疗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辅助检查。（2）排粪造影，钡剂X线可以直观地判断是否存在盆底痉挛、直肠内脱垂、直肠前突等，是诊断出口梗阻型便秘的重要依据^［29］。（3）肛门直肠压力测定，评价肛门的动力功能，包括直肠肛门抑制反射、肛门张力、直肠敏感性以及括约肌协调等指标^［30］。（4）结肠传输试验，是目前诊断STC最常见的检查手段。一般认为，72 h时80%的标记物滞留于肠道即可视为STC，必要时可进行多次检查^［29］。另外，可采用简易法对慢性STC进行鉴别诊断：在口服标记物后48 h、72 h拍腹部平片，若48 h时70%以上的标志物滞留于乙状结肠以上，便考虑存在慢性STC；若乙状结肠和直肠滞留的标记物为80%以上，则提示可能患有功能性排便障碍^［31］。（5）电子肠镜和钡灌肠造影，主要用于排除器质性疾病。其中钡剂灌肠造影检查可以了解是否存在结肠冗长情况及评估巨结肠患者肠管狭窄段与扩张段的位置和长度^［29］。

3 非手术治疗

治疗慢性便秘应循序渐进地采用多层次干预策略，其中饮食与生活习惯调节是首选和基础治疗方法。对于便秘初诊患者，非手术治疗是常规选择。目前常规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优先考虑饮食与生活习惯调节，此方法便捷、经济、不影响工作生活，亦无服药困扰，已成为慢性便秘的基础治疗措施^［32］。研究表明，增加膳食纤维及水分摄入能显著改善排便频率、缓解便秘症状并减少泻药依赖，而规律的运动锻炼和良好的排便习惯对预防和治疗便秘同样重要^［33］。（2）当饮食调节效果不佳时，可考虑药物辅助治疗，包括不同种类的泻药、促动力药物、促分泌药物等，实际应进行阶梯化、个体化药物选择。在各类药物中，容积性及渗透性泻药的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较少^［34］，患者也更易接受。需特别注意避免长期使用刺激性泻药，其损害肠神经系统导致肠蠕动减慢、增加结肠黑变病，进一步加重便秘的风险^［35］。部分药物如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利那洛肽^［36］和高选择性5-HT受体激动剂普卢卡必利^［37］通过特异性分子传导机制可有效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症状。（3）有研究结果表明，慢性便秘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种类比例失衡现象，表现为便秘患者的粪便中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粪链球菌属、梭菌属等菌群的数量明显减少，而肠杆菌属、梭杆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机会致病菌和真菌则相应增加^［38-39］。目前，粪菌移植技术通过将健康供体的肠道微生物转移至患者体内，旨在重建肠道微生态平衡。然而，现有研究尚未能明确阐明肠道菌群紊乱与慢性便秘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后续深入研究阐明^［40］。肠道微生物制剂通过多重机制发挥治疗作用：其可刺激肠壁神经、调节菌群平衡、促进肠道蠕动并改善分泌功能。临床研究数据显示，菌群移植治疗便秘具有显著疗效，且多数患者短期出现的不良反应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轻或消失^［41］。但鉴于其确切作用机制尚不充分，目前在给药方案（包括剂量、疗程及配伍等）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30］。（4）中医药在慢性便秘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中中药、针灸疗法已被证实能有效缓解便秘症状，增强肠道蠕动功能并提高排便频率^［42-43］，同时更准确的疗效仍需通过大样本临床研究加以验证。（5）生物反馈不良反应轻微、可重复，值得临床上尝试^［44］，骶神经调节^［45］和穴位刺激可作为替代治疗，但其对STC中的具体疗效尚需更多循证医学证据进一步验证。

4 手术治疗

对于长期饱受便秘困扰且经保守治疗无效的STC患者，外科干预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就诊于外科门诊的便秘患者往往具有以下特征：病程长达数年，且对常规治疗手段（如口服泻药、开塞露刺激及灌肠等）反应不佳。虽然手术治疗对顽固性慢性便秘具有确切疗效，但必须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根据国内诊疗规范，STC的主要手术适应证^［46］：（1）明确诊断为STC；（2）排除上消化道传输功能障碍；（3）术前确认无直肠推动力障碍及盆底痉挛型OOC；（4）排除结直肠及腹腔内脏器的器质性疾病；（5）经非手术治疗效果差、长期依赖刺激性导泻剂或灌肠治疗，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有强烈的手术意愿；（6）无严重的精神心理障碍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慢性便秘作为一种长期功能性疾病，患者往往合并有其他的全身症状，若控制不当可能影响手术预后，因此严格掌控手术指征对提升手术治疗效果和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至关重要。此外，慢性便秘患者多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表现，长期精神压力易致患者处于应激状态，加重便秘症状。对于合并精神障碍的STC患者，需经多学科评估确认精神症状稳定后方可考虑手术干预。

STC的手术治疗基于功能性肠段切除与消化道重建的原则，围绕着结肠切除范围，目前临床上主要有全结肠切除-回肠直肠吻合术（total colectomy with ileoretal anastomosis，TC-IRA）、次全结肠切除-盲肠直肠吻合术（subtotal colectomy cecum rectal anastomosis，SC-CRA）、次全结肠切除-回肠乙状结肠吻合术（subtotal colectomy ileosigmoidal anastomosis，SC-ISA）等^［47］，上述术式的安全性和治疗效果方面均具有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48-49］。

全结肠切除-回肠直肠吻合术（total colectomy with ileoretal anastomosis，TC-IRA）：通过切除末端回肠、回盲部及全部结肠后行回肠-直肠吻合，能显著改善排便困难的症状，术后便秘的复发率较低，是国际上治疗STC常选用的术式之一。然而，由于回盲瓣的缺失，导致肠内容物停留时间显著缩短，患者术后的腹泻发生率明显增加^［48］，有甚者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质量。另外对于合并肛门失禁的STC患者，应充分评估后谨慎决定。多数患者术后半年内症状可获得改善，但部分患者仍需长期药物辅助治疗。于永铎等^［50］报道了STC不同的手术方法的疗效，认为TC-IRA是首选的手术方式；Sohn等^［51］报道的TC-IRA手术有效率高达81.8%。除TC-IRA外，结直肠全切除联合回肠储袋肛管吻合术也曾应用于临床，该术式通过完全切除结直肠后将末端回肠折叠与肛管吻合。但因其操作技术要求高、创伤较大，相关并发症风险相对较高，目前在STC治疗中未获广泛推广^［52］。

次全结肠切除术（subtotal colectomy，SC）主要包括以下两种：（1）保留回盲瓣的次全结肠切除术、盲肠直肠或升结肠直肠吻合术（subtotal colectomy cecum rectal anastomosis，SCCRA）（顺蠕动或逆蠕动）；（2）保留远端乙状结肠的次全结肠切除、回肠乙状结肠吻合术（subtotal colectomy ileosigmoidal anastomosis，SCISA）^［53］。SC作为TC的改良，保留了回盲瓣及部分结肠结构，在维持肠道正常压力梯度的同时，能有效减少术后腹泻和排便失禁的发生风险^［54］，但相比较TC，患者术后仍存在复发风险。次全结肠切除盲肠、直肠吻合术是国内目前治疗STC最常用的术式，按照吻合的方式差异可分为顺蠕动吻合术和逆蠕动吻合术。顺蠕动通过将盲肠扭转后与直肠行吻合术，虽保留了正常的生理结构，但存在系膜血管扭转风险，这可能导致小肠缺血，增加术后梗阻和吻合口瘘等并发症^［55］。逆蠕动则是采用直肠近端与盲肠远端逆向对端吻合，与正常的肠道蠕动方向相反，避免了系膜血管扭转。术后并发症为腹痛和腹胀。二者的术后疗效相当。另有次全结肠切除升结肠直肠端侧吻合（金陵术），又称次全结肠切除联合改良Duhamel术，通过将升结肠置于结肠后与直肠行端侧吻合，能够有效纠正盆底解剖和功能异常，显著改善排便功能，尤其适用于合并OOC的混合型便秘患者^［56］。关于SCCRA术中保留升结肠的长度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多数专家共识建议在保留回盲瓣功能的前提下，升结肠保留长度不宜过长^［46］。SCISA术式因保留乙状结肠，在降低术后腹泻和肛门失禁发生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该术式避免了直肠和盆底结构的分离，能有效保护盆底神经，对维护患者性功能和排尿功能具有积极意义，临床反馈良好^［57］。需注意的是，乙状结肠段保留术后便秘复发的风险相对较高^［58］，这亦是国内临床更多采用CRA术式的重要原因。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进步，治疗慢性STC的手术也日趋完善，手术方式多样。目前主流的术式包括TC-IRA、SC-CRA、SC-ISA等。在纳入1 423例患者的39项研究中，STC 患者手术总成功率为86%（39%～100%），其中腹腔镜手术较传统开放手术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59］。比较研究显示，SC与TC相比，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预后及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并发症较少，且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现已被推荐为STC标准的外科治疗术式^［60］。

传输功能障碍结肠部分切除术：通过结肠传输试验及结肠压力测定等检查手段，在术前明确结肠传输障碍的具体节段，从而有针对性地切除病变肠段，保留更多功能正常的结肠，理论上可降低手术创伤和粘连形成风险，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被认为是治疗STC的理想选择^［53］。然而在实际临床中，一方面由于各种功能检查的局限性导致精准定位困难，加之该术式存在较高的复发风险，其治疗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目前尚未成为治疗STC的常规手术方式。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TC-IRA及SC-CRA，金陵术式亦多有研究。而关于结肠部分切除术的高质量研究相对较少，且现有研究多数因病例选择或分组设计等问题导致结论偏于负面^［61-62］。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通过优化诊疗方案，采取更加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方案，对病变肠管术前进行胃肠动力标记胶囊定位等新技术，结合术中快速病理检查肠壁神经发育情况，最终确定切除范围，可实现更精准的肠段切除。在此双重保证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功能正常的部分结肠肠段，在解决便秘问题的前提下，有望降低手术创伤和术后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但该方法的临床价值未来有待高质量临床研究的证实。随着诊断技术和治疗理念的不断进步，传输功能障碍结肠部分切除术可能会在STC治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于无法耐受全结肠或次全结肠切除术的患者，临床上可考虑创伤相对较小的替代术式，包括结肠旷置术、顺行结肠灌洗术和回肠末端造口术等^［29］。这类手术具有创伤小、操作时间短等显著优点，然而临床观察发现部分患者术后会出现腹胀等盲袢症状以及造口相关不良事件。目前这类术式在国内临床应用相对有限，其远期疗效尚需通过更多临床研究进行评估［44］。现有数据显示，这些术式虽然能短期内缓解便秘症状，但在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方面可能不如标准切除术式理想。临床选择时需权衡患者的手术耐受性、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需求等因素，对于高龄或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群体，这类手术仍可作为备选治疗方案。

STC的术后常见并发症主要包括腹泻、肛门失禁及粘连性肠梗阻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与手术方式选择、术中操作技术及术后管理密切相关。其中腹泻在结肠切除术后较为常见，但多数病例可通过术后康复或药物治疗得到有效控制。肛门失禁的发生机制可能与长期腹泻、排便用力等因素导致的括约肌功能损伤相关，但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流行病学统计数据。与其他腹部手术相似，STC术后也有粘连性肠梗阻的可能，此并发症重在预防。临床预防措施包括术中充分的腹腔冲洗及防粘连药物的应用等。目前术后疗效评估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主要评估量表有以下几种^［8］：（1）胃肠道生活质量指数（Gastrointestinal Quality of Life Index，GILQI），该量表通过0~144分的评分系统综合评价患者胃肠道健康状况，评分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2）Wexner便秘评分系统，从多个维度量化便秘症状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采用0~30分的评分标准，分值越低表明排便功能越好；（3）部分研究通过患者主观满意度调查的方式作为补充评估手段。

5 结语及展望

随着社会进程的推进、人口老龄化加剧、饮食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呈增长态势。然而，公众对慢性便秘的认知尚且不足，规范治疗意识薄弱，容易导致病情反复迁延，因此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目前，STC的治疗仍以保守治疗为主，包括调整饮食、增加纤维摄入、服用泻剂及经肛门灌肠等非手术措施^［1］。尽管多数患者疗效良好，但部分患者即使经过长期饮食调节等保守治疗，便秘症状仍未能缓解。对于保守治疗2年以上无效或无法坚持口服泻药的患者，外科手术可作为解决便秘问题的手段^［63］。手术技术的运用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手术方式的选择则直接影响术后疗效及并发症的发生率。然而，目前国内医疗尚未完全实现个体化诊疗，难以针对每例患者制定最优手术方案。部分患者术后仍面临便秘复发、顽固性腹泻、吻合口瘘、排便失禁或肠梗阻等并发症的困扰。关于STC的手术治疗，现有研究多为回顾性分析，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病例缺乏术前影像学资料，难以评估治疗方案是否恰当。此外，少数前瞻性研究多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证据力度有限。未来有待通过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以验证个体化、精准化手术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临床指南的更新和专家共识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最终造福广大便秘患者。

1、 Bharucha A E，Lacy B E．Mechanisms，evaluation，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constipation［J］．Gastroenterology，2020，158（5）：1232-1249．e3．

2、Serra J，Pohl D，Azpiroz F，et al．European society of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guidelines on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in adults［J］．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20，32（2）：e13762．

3、Aziz I，Whitehead W E，Palsson O S，et al．An approach to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Rome IV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chronic constipation［J］．Exper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0，14（1）：39-46．

4、蓝海波，樊文彬，骆春梅，等．便秘外科治疗中的难点与思考［J］．结直肠肛门外科，2020，26（3）：260-262，283．

5、Vlismas L J，Wu W，Ho V．Idiopathic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Pathophysiology，diagnosis，and management［J］．Medicina（Kaunas），2024，60（1）：108．

6、Barbara G，Barbaro M R，Marasco G，et al．Chronic constipation：From pathophysiology to management［J］．Minerva Gastroenterol，2023，69（2）：277-290．

7、杨直，吴晨曦，高静，等．中国成年人慢性便秘患病率的Meta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21，24（16）：2092-2097．

8、葛思堂，左芦根．顽固性功能性便秘的外科治疗进展［J］．局解手术学杂志，2018，27（10）：757-761．

9、张昭，焦晨蒙，李明森，等．结肠测压技术在成人结肠动力障碍中的研究进展［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23，26（6）：614-617．

10、Nguyen T T，Baumann P，Tüscher O，et al．The aging enteric nervous system［J］．Int J Mol Sci，2023，24（11）：9471．

11、朱国栋，朱安龙．慢传输型便秘病因机制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20，26（23）：4623-4628．

12、Cortesini C，Cianchi F，Infantino A，et al．Nitric oxide synthase and VIP distribution in enteric nervous system in idiopathic chronic constipation［J］．Dig Dis Sci，1995，40（11）：2450-2455．

13、Tzavella K，Riepl R L，Klauser A G，et al．Decreased substance P levels in rectal biopsies from patients with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1996，8（12）：1207-1211．

14、Zhang Y C，Chen B X，Xie X Y，et al．Role of Tenascin-X in regulating 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in pathogenesis of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World J Gastroenterol，2020，26（7）：717-724．

15、Liao S T，Gan L，Lv L，et al．The regulatory roles of aquaporins in the digestive system［J］．Genes Dis，2021，8（3）：250-258．

16、Pelagalli A，Squillacioti C，Mirabella N，et al．Aquaporins in health and disease：An overview focusing on the gut of different species［J］．Int J Mol Sci，2016，17（8）：1213．

17、蒲倩薇，万于，刘建平，等．功能性便秘发病机制的现代研究进展［J］．中国肛肠病杂志，2024，44（11）：68-72．

18、Ohkusa T，Koido S，Nishikawa Y，et al．Gut microbiota and chronic constipation：A review and update［J］．Front Med，2019（6）：19．

19、Carco C，Young W，Gearry R B，et al．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nd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have a microbial pathogenesis［J］．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2020（10）：468．

20、Tian H L，Chen Q Y，Yang B，et al．Analysis of gut microbiome and metabolite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Dig Dis Sci，2021，66（9）：3026-3035．

21、 Slater B J，Varma J S，Gillespie J I．Abnormalities in the contractile properties of colonic smooth muscle in idiopathic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Br J Surg，1997，84（2）：181-184．

22、Das R，Wille L，Zhang L，et al．A quantitative systems pharmacology model of colonic motility with applications in drug development［J］．J Pharmacokinet Pharmacodyn，2019，46（5）：485-498．

23、Ayd?n ? G，Baykara H B，Ak?n K，et al．Evaluation of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ged 4-10 yea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Turk J Pediatr，2024，66（1）：57-64．

24、Liu T Y, Wang Z Y, Kang X Y，et al．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A bidirectional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J］．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4，36（11）：1267-1274．

25、 Chan A O，Lam K F，Hui W M，et al．Influence of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7，5（2）：197-200．

26、 Murray H B，Flanagan R，Banashefski B，et al．Frequency of eating disorder pathology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gastrointestinal-specific anxiety［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0，18（11）：2471-2478．

27、Nakaji S，Tokunaga S，Sakamoto J，et al．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style factors and defecation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Eur J Nutr，2002，41（6）：244-248．

28、Daley A J，Grimmett C，Roberts L，et al．The effects of exercise upon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Int J Sports Med，2008，29（9）：778-782．

29、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中国成人慢性便秘评估与外科处理临床实践指南（2022版）［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22，25（1）：1-9．

30、Scott S M，Carrington E V．The London classification：Improv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orectal function with anorectal manometry［J］．Curr Gastroenterol Rep，2020，22（11）：55．

31、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慢性便秘检查与评估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24，27（12）：1191-1201．

3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功能性胃肠病协作组．中国慢性便秘专家共识意见（2019，广州）［J］．中华消化杂志，2019，39（9）：577-598．

33、Suares N C，Ford A C．Systematic review：The effects of fibre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idiopathic constipation［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11，33（8）：895-901．

34、Chang L，Chey W D，Imdad A，et al．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chronic idiopathic constipation［J］．Gastroenterology，2023，164（7）：1086-1106．

35、 Ramkumar D，Rao S S．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ditional medical therapies for chronic constipation：Systematic review［J］．Am J Gastroenterol，2005，100（4）：936-971．

36、Lin C，Lacy B E，Moshiree B，et al．Efficacy of linaclotide in reducing abdominal symptoms of bloating，discomfort，and pain：A phase 3B trial using a novel abdominal scoring system［J］．Am J Gastroenterol，2021，116（9）：1929-1937．

37、Ali H，Pamarthy R，Sarfraz S．Role of prucalopride in treating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nd gastroparesis：A systemic review［J］．Cureus，2021，13（4）：e14306．

38、毕洪玲，张桂兰，何嫱．便秘患者肠菌群的调查［J］．临床军医杂志，2003，31（3）：82-84．

39、 Khalif I L，Quigley E M，Konovitch E A，et al．Alterations in the colonic flora and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evidence of immune activation in chronic constipation［J］．Dig Liver Dis，2005，37（11）：838-849．

40、Yarullina D R，Shafigullin M U，Sakulin K A，et al．Characterization of gut contractility and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hronic constipation［J］．PLoS One，2020，15（7）：e0235985．

41、van der Schoot A，Helander C，Whelan K，et al．Probiotics and synbiotics in chronic constipation in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Clin Nutr，2022，41（12）：2759-2777．

42、Lyu Z，Fan Y，Bai Y，et al．Outcome of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functional constip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World J Clin Cases，2022，10（15）：4856-4877．

43、李璐，蒙珊，李明钊，等．针灸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研究进展［J］．基层中医药，2024，3（7）：102-108．

44、 Chiarioni G．Biofeedback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stipation：Myths and misconceptions［J］．Tech Coloproctology，2016，20（9）：611-618．

45、Ratto C，Ganio E，Naldini G，et al．Long-term results following sacral nerve stimulation for chronic constipation［J］．Colorectal Dis，2015，17（4）：320-328．

46、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功能性疾病专业委员会．慢传输型便秘诊断评估与外科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23，26（12）：1112-1121．

47、 Fan W C，Huang C C，Sung A，et al．Laparoscopic total colectomy with transrectal specimen extraction and intraabdominal ileorectal anastomosis for slow-transit constipation（with video）［J］．J Visc Surg，2016，153（4）：309-310．

48、刘宝华．慢传输型便秘手术方式及其对疗效影响［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3，33（11）：986-989．

49、高峰，杨增强，徐明，等．慢传输型便秘结肠次全切除术后盲肠直肠吻合方式的探讨［J］．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2015，4（2）：37-40．

50、于永铎．慢传输型便秘外科不同手术方法的疗效观察与评价［J］．结直肠肛门外科，2008，14（3）：155-157．

51、 Sohn G，Yu C S，Kim C W，et al．Surgical outcomes after total colectomy with ileorectal anastomosis in patients with medically intractable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J Korean Soc Coloproctol，2011，27（4）：180-187．

52、王倩，陈继贵．结直肠全切除回肠J形储袋肛管吻合术治疗慢传输型便秘［J］．结直肠肛门外科，2012，18（2）：116-117．

53、曹可，王振军，韩加刚．慢传输型便秘的外科手术治疗选择［J］．临床外科杂志，2022，30（5）：405-408．

54、 Perivoliotis K，Baloyiannis I，Tzovaras G．Cecorectal（CRA） versus ileorectal（IRA） anastomosis after colectomy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A meta-analysis［J］．Int J Colorectal Dis，2022，37（3）：531-539．

55、魏东．慢传输型便秘外科手术方法的治疗进展［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8，21（3）：357-360．

56、喻航，陈杰，邱岩，等．腹腔镜金陵手术治疗对顽固性便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38（4）：98-100．

57、Yang Y P，Shi J，Zhao Z Y，et al．Subtotal colectomy with antiperistaltic cecosigmoidal anastomosis may be another suitable option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Experiences from Chinese people［J］．Medicine，2020，99（7）：e19065．

58、Feng Y，Lin J J．Functional outcomes of two types of subtotal colectomy for slow-transit constipation：Ileosigmoidal anastomosis and cecorectal anastomosis［J］．Am J Surg，2008，195（1）：73-77．

59、Arebi N，Kalli T，Howson W，et al．Systematic review of abdominal surgery for chronic idiopathic constipation：Surgical outcomes in constipation［J］．Colorectal Dis，2011，13（12）：1335-1343．

60、Xue X Y，Zeng H，Chen D B，et al．Comparing the short-term clinical outcomes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ectomies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low-transit constipation in eastern countries：A network meta-analysis［J］．Updates Surg，2024，76（2）：411-422．

61、许文卿．结肠全切除对比结肠次全切除对顽固性慢传输型便秘疗效观察［J］．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2017，11（5）：314-317．

62、Tsimogiannis K E，Karlbom U，Lundin E，et al．Long-term outcome after segmental colonic resection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Int J Colorectal Dis，2019，34（6）：1013-1019．

63、Macha M R．The feasibility of laparoscopic subtotal colectomy with cecorectal anastomosis in community practice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J］．Am J Surg，2019，217（5）：974-978．

1、山东省立医院青年孵育基金（2025FY067） ()